编者按：约翰·霍根（JohnHorgan）是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主任。他为《科学美国人》杂志（ScientificAmerican）撰写过大量热搜文章，其中不少针砭美国医疗制度。他认为，美国医疗长期存在“三过”：过度检测、过度诊断、过度治疗，医院和医生更关心利润而非病患。这导致大多数医疗干预措施弊大于利，甚至几近“无效”。他多次在文中呼吁“尽可能少检查、少治疗”。但今年，约翰·霍根遇到两件事。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医药界的“抨击”和“不信任”。第一，“被我指责为贪婪、失信的制药业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，研发出安全、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。年3月，我接种了第二剂，内心充满感激”。第二，6月，他完成右肘关节手术。约翰·霍根将后者形容为“小插曲”，却写下以下千字长文。

过去25年，每到冬天，我都会去打冰球。我会戴头盔、手套、护膝等，但不戴护肘。那儿非常不舒服。

今年1月，打冰球时，我摔了一跤，血溅到脸上，右肘肿得厉害。2月下旬，我再去打球，还是没戴护肘。结果又摔了，还是撞到右肘。

一两周后，我的右肘肿起来，发红。3月中旬，家庭医生推断，我可能得了滑囊炎。滑囊是一个充满液体的袋子，位于骨突与肌肉、皮肤之间，摩擦力与压力较大的地方就可能有滑囊存在。

家庭医生给我介绍一位霍博肯市的骨科医生。我称其为“1号”骨科医生。3月24日，我见到他。X光片显示，没有骨折。他确认我是滑囊炎。然后，我做了抽吸，即从患处排出液体。再打一针封闭。“1号”骨科医生建议，运动后要冰敷肘部，用弹性绷带加压包扎。

差不多有几周时间，我的肘部看着、动起来，都好多了。

但没几天，它又肿了。毫无预兆的是，我的右腋窝也跟着肿起来。

4月21日，我第二次来看“1号”骨科医生。他认为，肘部滑囊炎与右侧腋窝肿大，应该是无关的。“如果腋窝肿胀持续存在，你需要找家庭医生进一步检查确认。至于肘部滑囊炎，继续冰敷和弹性绷带加压包扎。要想它完全消失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”

我的女朋友只信大城市、大医生。她逼着我去纽约，再找医生看看。5月10日，我从新泽西州霍博肯，来到纽约曼哈顿，拜访她推荐的“2号”骨科医生。

不同于“1号”，“2号”骨科医生认为，右侧腋窝肿胀是由肘部感染引起的。她建议我手术切除肘部滑囊。

手术！？这只是一个鼓包，还没高尔夫球大呢。我从没做过手术，现在也不想。我那些因运动伤害而手术的朋友们，术后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不要。

我不相信“2号”骨科医生。她就是想给我开刀。而且，她不接受医疗保险付费。我必须全额预付手术费用。

我在“2号”医生的注视下，离开诊室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解开手肘绷带。肘尖有个小洞，一股浑浊的液体从中渗出来。那是“2号”医生用检查器戳过的地方。这些液体应该是脓液、滑囊液和血液混合物，味道真不好闻。我用手挤呀挤，更多液体涌出来——它就像一个巨型青春痘。接着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肿胀和酸痛明显改善。

尽管如此，在女朋友的坚持下，接下来一周，我接连拜访3位“曼哈顿专家”，包括：“3号”骨科医生（由女朋友的一个朋友推荐）、伤口专家（“3号”骨科医生推荐），以及“4号”骨科医生（伤口专家推荐）。

他们觉得我的右肘不对劲，都建议手术。最终，他们都同意，我可以先服用抗生素、治疗滑囊炎。如果肘部情况恶化，再行手术。“3号”骨科医生给我开了几种药，好像起效了——或者说，我觉得它管用。

5月27日，我开始发烧、恶心，痛感强烈。两天后，在家庭医生的敦促下，我来到霍博肯大学医疗中心急诊。血液检查显示，白血球计数低，肝酶升高。急诊医生认为，加上我的各种症状，高度疑似败血症。

她立即收我住院，接受抗生素静脉输注，做各种检查。

确诊败血症的结果还没出来，但我的主管医生、“5号”骨科医生坚称：“你必须马上手术。”

我从了。“5号”骨科医生切除了我的右肘滑囊和周围组织，并在肘部顶端刮去一根骨刺。

6月1日，我出院了。右肘有一个约13厘米长的切口，缝合用了40枚金属钉子。医生们讨论过，要给我埋一根静脉留置针，方便出院后继续静脉输注抗生素。最后，还是开的口服药，一种“高能抗生素”，用12天要花美元（约合人民币5,元）。因为处方医生没有事先联系保险公司，这笔钱很可能“全自费”。

6月12日，我去找“5号”骨科医生拆钉子。然后，我满血复活，向亲朋好友展示我的手术疤痕。

那么，我从这件事里学到什么？它提醒我，医学无比复杂。

我的肘部问题并不复杂。正如“4号”和“5号”骨科医生所说，这与他们经常处理的复杂性骨折和肌腱撕裂相比，“可谓很无聊了”。但我的肘部病情存在其特异性且不断进展。这导致不同专家得出不同结论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许“1号”骨科医生看到我右侧腋窝肿胀时，就已经意识到感染问题。“2号”骨科医生也表达过类似意思。她提醒我，要注意、避免皮肤破溃。“3号”、“5号”骨科医生也都提过。

或许，1-4号骨科医生应该更坚持一些，“强烈”要求我做血液检查，以排除感染。而2-4号骨科医生应该更努力地，说服我接受手术。

但，诚如“5号”医生所言，我因为不信任而犹豫不决。

我告诉每个医生、拒绝手术。于是，他们说：“那继续用抗生素。至少眼下，这是个治疗方案。”

我还指责过医生们“眼里只有钱”。然而，如果“1号”骨科医生真贪钱，他就该不遗余力地让我做手术。他并没有。伤口专家花了半个小时，细致地清洗、包扎我的伤口，未收分文。

住院前，我觉得每个医生都不称职。经此一事，我明白，仗着懂点医，反倒给自己添了大麻烦。手术前，有一次，我洗澡时碰落肘部的纱布。然后，我擦干水，用纱布包好，完事了。我没听从伤口专家说得“避水，沾水后要消毒、再包扎”。

现在，我无比尊重“专业”。如果以后有连续3个医生告诉我“要手术”，我二话不说就去。

现在，我也更尊重我的冰球伙伴们。明年再上场，我一定戴好护肘。

资料来源：

[1].MyStupidElbowandtheCrisisinHealthCare.ScientificAmerican

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哦！